本文将在此处探讨德日两国修宪限制理论是如何适用于两国宪法的修宪实践的。
更加理想化的党部竞争制则试图进一步在唯一的公意政党执政背景下探索更加组织化的二元竞选组阁的可行性。首先，多数中右翼和至少半数中间派群体都会支持或同情社宪派，甚至在保守派里也能获得部分回应，所以在执政党控制局面的常态宽松条件下，社宪派理论所能获得的整体支持度能够至少稳定地达到40%—50%以上，成为稳健改革的主体支持力量。
所以，如果所有有代表性的利益集团（政团）都能被组织进入审议院，并获得相称的议席，那么在公意表达机关和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立场之积极影响下，经过利益协调过程，审议院也可以形成公意。但是the governing body 并非citizen整体，亚里士多德并不赞同使民主的公民权概念逾越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的边界，扩张到对office（政府，公职官员）的直接控制上。恩格斯在1887年6月曾对社会主义制度给出了一个权威解释，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真正的分歧在于，我认为张明澍关于右派只占8%的数据不准确（如果他所说的右派仅仅指全盘西化派，那么与我所说的西化宪政派不超过10%的判断基本吻合，但更多存在的是作为温和自由派的中右翼），这可能和其概念界定、问卷设计、调研方法中的偏差有关系。立法（院）功能区域中的党员主要指具有立法院议员身份的党员，他们应组成公意政党组织的党团，努力使公意政党组织的公共意志转化为国家的公共意志，保持立法院的公意取向。
公意是被宣布为更充分更全面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与要求的。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审议院将依法行使广泛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审议权等，但主要发挥参政议政、质询监督、政治协商等功能，旨在充分表达各利益团（群）体人民的意愿，并在意愿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广泛进行政治协商，督促解决问题，同时促进全社会的合作团结与和谐发展。如果一条法律规则所要求的事实条件均已出现，那么这时它或者是有效的，或者是无效的。
在行政自由裁量过程中，究竟如何对待这个空间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规则由于具体，所以能产生具体的法律后果，而原则由于抽象则不能产生具体的法律后果。盐野宏用要件裁量论和结果裁量论概括控制原则的运用进路，即或者对行政自由裁量的要件进行控制，或者对行政自由裁量的结果进行控制，{10}91而整个控制过程无论要件方面，还是结果方面都以相关的行政法原则作为导向。因此，当谈到公法上的禁反言时，事实上是指私法上的禁反言的一种变体。
事实上，人们常常合法地从其法律过错中获利。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的困惑还不止上列方面，例如，通常情况下行政不作为中也存在行政自由裁量问题，而各地制定的行政自由裁量基准都以积极的作为为规制对象，而将不作为的行政自由裁量问题或者回避了，或者疏漏了，而这样的回避或疏漏对于行政法治实践同样非常有害。
同一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在同一时间段内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类违法当事人在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一致。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司法控制的原则就是强化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司法审查：法国、英国、美国行政法方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都认为，如果滥用了自行决定权，那么行政机构行使这种权力时的行为就是违法的。我国各地制定的规范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行政法文件，对于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确定都非常具体，这些基准都以行政法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一个基准对于行政主体而言都是一个行为规则。
就行政法治实践方面来看，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已经成为行政法制度之一种，这个制度尽管还没有成为中央层面的行政法制度，但在地方行政法制度中却已经非常普遍了，其或者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出现，或者以政府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现，或者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现[2]，说它已成为我国近一两年来行政法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不为过。可以说，行政主体每一次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都不可能用上一次的行为方式进行模式化的套用，如果这种套用能够存在，那就不是自由裁量行为了，而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执法行为。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法学界长期以来强调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是促成这一问题热起来的原因。{15}119显然，立法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在于裁量过程的公开性，因为立法无法对裁量结果作出测评和认定。
由于我国诸多方面的原因，相关先进的行政法理念还难以在我国行政实在法中有所体现。{10}89此语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行政法实施中抽象与具体、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第3项规定：建立裁量公开制度。我国学界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第二个范畴之中。
进而言之，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为行政相对人所满意时，并为司法机关和其他监控机关认可时，这个权力的行使便是成功的。从上列理论出发，行政系统确立行政自由裁量权原则是没有依据的，有关行政自由裁量权原则的确立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为之。(三)关于裁量原则的内容构成。如果我们从理论上能够得出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合理与否的结论，便必然会有利于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说我国行政自由裁量基准中的行为规则已经成为一种实在，是说其由理论形态变为了法律行为，至少变成了与法律规范一样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自由裁量基准都是从这种相对抽象的思维模式出发的，这从其文件的行文中便可得知。
在笔者看来，存在于实践中由执法人员自由选择阶段的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规则同样不是实在的东西，因为执法人员在这一阶段的选择仍然具有理论上的属性，其只不过接受了某一种裁量理论而已。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央立法先行地方立法后行。
可以说，上列三个方面是有关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概念的基本共识。这个关于行政裁量基准的规定和上列两个定义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关于这个概念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一是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是一种行政法制度。
事实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本质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裁量。总之，作为该原则控制的法治进路而言，立法与司法的两翼齐飞是最为可取的进路。
如果要探讨相应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原则，公众参与以及社会个体的诉权便不能回避。通过行政程序的改进，特别是强化告知、说明理由、抗辩等制度，引入一种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的竞争性结构，打破行政主体对知识、话语、信息和权力的垄断结构，迫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不断地说理和论证，增强裁量的理性化程度。说它已经实在化了是说它已经被行政法实在所认可，被行政执法的实践所接受，被司法审查实践所参照。我们知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所谓羁束行为是指：在法律对行为条件有明确而详细规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严格依照法律作出的行政行为。
对这一点，英国的衡量尺度是‘不合理性。(七)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停止执行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行政处罚停止执行的具体情形。
我国之所以会在行政控制中作那么多的文章，关键在于我国的司法控制还未进入较深层次，也谈不上有较为恰当的原则，因为依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规定，绝大多数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还难以被规范化地接受司法审查。行政裁量往往是在程序真空中进行的。
他认为：自由裁量权是所有与职责相对的权力中的一个要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因为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形成行为规则以后，其就是多次适用、反复适用的东西，制定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机关所追求的也是这样一个效果。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除去政治成分，最为主要的便是技术成分。以目前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其在中央立法中出现并不需要太长的时日[7]。他大体上设计了下列原则：一是公开计划：在某些情形下，执行机关被迫在早期就进行重要的通盘规划以便给职员提供指导，这些职员则要直接面对日常的选择。
正是理论上形成了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概念、特征、行为准则，才能够在行政法实践中形成有关规范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行为规则。这三个机制是：其一，政治机制。
正是由于有学理上的一致性，有关规范行政自由裁量基准的行政法文件也就能够作出较为一致的规定，如《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各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工作的基础上，详细归纳本部门执法领域发生违法行为的种类，按照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划分为若干行为阶次(对适用罚款自由裁量违法行为可划分为轻微违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严重违法行为、特别严重违法行为四个处罚层次)，并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细化为若干裁量阶次(罚款数额可在法定幅度内按比例分为较小数额罚款、一般数额罚款、较大数额罚款、最大额度罚款四个档次)，将违法行为阶次与裁量阶次对应，形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作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准。依法既可以实施单处又可以实施并处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可以优先适用单处的处罚方式。
尤其是将原来法律规定的罚款的幅度也作严格的等次上的划分，此种等次上的划分完全将裁量权变为了另一种形态的权力，将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颇具特点的裁量行为抹煞掉了，在整个行政执法过程中整个行政行为由原来的两个板块变为了一个板块。我们说我们的法律尊重人们不能从其错误中获利这一原则，但我们并不是说法律从不允许人们从其错误中获利。